第三回 “少数”本无罪 造反有道理（文革亲历 续）

第三回 “少数”本无罪 造反有道理

北京南下的学生把毛泽东主席的《炮打司令部 ----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带到了全国各地，把火种撒遍全国，各地才慢慢有人脱离各级党政领导组织起来活动（因为人数较少，所以当时把这些人叫“少数派”），这个时候保守派搞的抄家破四旧，早就搞完了。

我从获得“自由”以后，就不落班地在学校内各系、各年级、各班之间转，后来就参加了由不同系和不同班级同学组成的持少数派观点的“八三一”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央做出了“邀请全国所有的大学生和部分的大学教职员工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决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被安排在“十.一”期间到北京过国庆节。在学校八教学楼前的广场列队准备出发的时候，学生中持“少数派”意见的同学不理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安排自发地集中到一起，另外站成一列，到北京后在六铺炕的华北电力设计院招待所也住在一起，后来在北京商量联合成立了“井冈山造反兵团”。少数派从此正式称为“造反派”。

从北京回到学校的“井冈山造反兵团”，向学校要求的第一个权利是在行政大楼要办公室，学校当然不答应，为此学生们抢占了行政大楼三楼西头的大会议室。学校出动“工人赤卫队”要将学生们强行拉出来，学生们就封闭了通向走廊的门，用拔河绳从西边的窗户放下来，每天爬绳子上下，后来用两根拔河绳之间绑短木棒扎成绳梯，上下就方便了许多。由于绳梯要经过位于二楼的学校电话总机房电源室窗外，学校保卫科那些人就想用总机蓄电池的硫酸腐蚀绳梯，被腐蚀的绳梯承受不了人体重量的时候会断掉，学生被摔下来后自然就会退出会议室。结果他们要总机的话务员向绳子上浇硫酸的时候，遭到话务员的抵制，认为他们这是没有人性的做法，这个阴谋后来在“井岗山”组织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予以揭发，让学校的大多数教师和工人认清了当权派的嘴脸，坚决脱离保守派，参加造反派。

在会议室站住脚之后，造反派就向学校要宣传工具 ---- 广播器材。学校当然也不会给，于是“井岗山”又酝酿抢占学校的广播台。

跟学校的档案室一样，位于行政大楼四楼的广播台在楼梯口早就焊上了双层铁门，变成一个坚固的堡垒。“井岗山”组织了一批人，利用广播台的工作人员到食堂吃饭开门时的疏忽，冲进了四楼的第一道铁门，但是要进入的广播台和到北边天台都有铁门封锁，只能上到四楼西边的天台。这时候，学校派“工人赤卫队”上来要把学生拉下去，学生们看形势不对，就主动退向大楼西边的天台。被“工人赤卫队”包围在天台南边的女儿墙旁边。学生们有一个自制的小喇叭（用三夹板做的盒子，内装半导体功率放大器，一头接麦克风，一头接一个小功率高音喇叭），三系六四三二班的杨惠永同学就拿着喇叭对工人喊话。也不知是“赤卫队”的谁叫了一声：“不准他喊！把喇叭关掉。”几个工人就把杨惠永围了起来，撕扯中把连接线扯断了。杨惠永的喇叭没有了声音，说话声又不如工人的嗓门大，当时就哭了。我这时候正站在女儿墙边，看情况我也哭了，说：“你们这么不讲理，我也不要活了，跳下去吧！”说着我就跳上女儿墙，要从四楼向下跳。我旁边的的一位中年女“赤卫队”员赶忙一把抱住我，喊“跳下去你就死了！”我说“死就死，谁叫你们不讲理。”这时候又过来几位“赤卫队”员，把我跟那位女“赤卫队”员一起拉住，说：“谁不讲理啦？你有理就讲嘛。”我说：“你们把我们的喇叭扯坏了，得给我们修好；我们抢广播台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不准再推拉我们。”工人们说修好还不容易，就把喇叭从铁门缝塞进广播台，几分钟就焊好递出来了。工人于是提出条件：“就这么大的地方，你们不能用喇叭对着我们喊，这样不尊重我们。”我们也答应了。就这样，双方“关系融洽”地在天台上对峙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认为抢广播台的时机还不成熟自己撤了下来。

这些“工人赤卫队”后来大部分都成为水院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工兵”的中坚力量。但是不管后来在哪一派的工人，他们跟我的关系都非常好。

没有能够抢占到学校的广播台，于是造反派就设法建立自己的广播站，没有设备，就跟保守派（以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控制的学校广播台展开了“偷喇叭”的活动。最后将他们的喇叭都偷得差不多了，他们就将一个二十五瓦的喇叭装在学校体育馆东南角体育教研室上的屋檐下，晚上还派两个人守着。经过仔细观察以后，我跟另外两个同学决定把它偷回来。晚上，我们三人来到位于体育馆西南角的器材库（也是舞台旁边的化妆间）外，他们两人等候在这里，我爬上屋顶，沿体育馆外墙南边一条不足半米宽的水泥檐板爬过去，用搬手把喇叭卸下来，再提着喇叭原路爬回西南角，把喇叭吊下来给他们，然后我们胜利返回。第二天，两名“看守”发现喇叭不响了，才发现已经被偷走了，摸着脑袋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后来，“井岗山”又向学校要汽车做宣传车，但是学校总共只有两台“华沙”、一台“解放”、一台“南京嘎斯”、两台“红星”卡车，和两台改装的大客车，实在不够用。于是，找省委要，省委当然同样是不会给。不知道是哪位同学提出到洪山路十三号（专门招待县委书记级别的省委招待所）抢一台回来，得到大家的同意。于是在一个晚上，出动了几十个人，到那里看到一台美国中吉普，就推的推，拖的拖。车子动起来以后大家才想起需要人控制方向，于是我跳上车，控制方向盘，使车平安地回到学校。车回来后，给车装广播设备又成了问题，学校只给我们一台使用交流电源的四十瓦扩大器，为了解决电源问题，电力系的高年级同学就设法用两个继电器，配上两个二十四伏的大蓄电池，制造出方波的变动电源，再升压来推动扩大器。装好后，由于谐波电流非常地大，所以喇叭发出的噪音也非常地大。不过，造反派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喉舌”。

这台宣传车后来由热工实验室的实验员钱寿荣老师开，我就跟车给他打下手。开了不多久，三司（全称“红卫兵武汉地区第三司令部”，是由最早的保守组织“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分裂出来的一个保守组织。）又分裂出“三司革联”，刚分裂出来的“三司革联”说车原来是省委给三司的，就利用一个晚上把车偷了回去。我和钱老师就被借到汉口合作路武汉市蔬菜二公司给他们的“工总”蔬菜分部开车（一台上海制造的“三马”），还是钱寿荣老师开，我跟车。

有一天，蔬菜分部的勤务员接到电话，要他马上赶到武昌阅马场的“红楼”开会。当时钱老师不在，勤务员就要我开。说实话，到这时我还没有开过车，只好硬着头皮上车。

车一出门我就把车开向胜利街准备左转向西走，位于胜利街的路口站着一个警察，看我要逆行就向我做禁行的手势。我看不懂手势（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交通规则）继续向他开过去，正好给他拦了下来。在拿不出驾驶执照的情况下，勤务员就说要开紧急会议，出事由他负责，要求警察予以放行。于是我把车掉头转向江边，从沿江大道开到江汉桥过江。一路上险象环生、加上喇叭又坏了，把这位勤务员吓得衣服都湿透了。不过等他在“红楼”开完会出来再上车返回汉口，发现我已经把喇叭修好了，开车技术进步之快也令他感到意外。

水院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后来分裂出一个“造反兵团”，他们商量要将“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车抢出来，由于他们没有会开汽车的，就向“井岗山”借我给他们开车。

抢车的时候我也去了，学校出动了三台卡车，我们很顺利地就从湖北大学位于紫阳路的后门把车推出来，再推上卡车，胜利返回。

这是省委从孝感地区调给“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专用的罗马尼亚四驱越野车，基本上是新的。抢来后装上广播器材就成了宣传车，车上除我是“老造反”、“井岗山”外，播音员、机务员都是原来的保守派，一系六一级的播音员申秋芬还是学校学生会老干部。所以，他们既瞧不起我，却又怕我瞧不起他们。

当时,学生中流行类似“老造反不如新造反, 新造反不如不造反,”的这么一些言论。有一天申秋芬特意就这个话题要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就很明确地跟她说：“只要抛弃掉个人的名利观念，哪里还会存在这类问题呢！”她当即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在共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跟她们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再也没有什么隔阂。

这台车作宣传车开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形势的变化，作别的用途时间更多。车上那些“造反兵团”的工作人员也基本融入了造反派，即便后来遭遇“二月逆流”，不少“造反兵团”的成员思想反复又变成保守派，有的甚至后来成为“百万雄师”，但是申秋芬她们几位，却始终没有再变过。申秋芬在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建设兵团工作。

这台车后来放在车队，我也顺理成章地住到了汽车队。

水院汽车队的人不多，但是经过几天的了解，就发现车队人员的情况非常复杂，有和平解放西藏时进军西藏的解放军司机，也有给美国飞行员开过车的，甚至有白崇熹的专职司机；有出身“苦大仇深”的、也有个别地主阶级出身；有同意造反派观点的、也有坚定的保守派。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家有口，而且技术非常地好。

我进车队以后，向这些司机们学到了不少东西，对于来要车的，不管是哪一派我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如马列主义教研室杨业兴老师的母亲去世，我就亲自帮他送到火葬场，并直到送进火化炉。所以尽管我进车队是“名不正，言不顺”（当时的车队队长郑少林甚至要我找学校发个文件，好让我“顺利”地接管车队，被我笑笑地敷衍过去了），但是后来车队所有的人跟我的关系都非常好。

在“二月逆流”的时候，武汉部队逮捕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有一部分造反派逃到红旗大楼，他们中的五名造反派要到北京汇报。我把这五位同志接回学校，跟车队的全体成员商量如何护送他们。车队中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次行动对抗的是军队，弄不好可能会坐牢。但是大家还是都积极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在自愿的前提下，我决定让曾经进军过西藏的老司机唐冠杰和我一起开车把这五位军人及护送他们的一系六三级同学彭水木送到九江。然后由彭买船票护送他们到南京，再从南京坐火车北上。平安到达九江之后，我则跟唐司机于当天原路返回。回来后我马上召集车队的所有人说，对于此事，大家都要将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包括跟我一起开车到九江的唐司机都不知道我要车及出差的目的是什么，完全受到我的“蒙蔽”。

后来，“二月逆流”清理造反派的时候，果然车队的所有人都没有出麻烦，保守派的司机也没有人就此事揭发造反派的司机。“二月逆流”期间保守派在水电学院图书馆办的“造反派罪行”展览中，把“责任”全部都算在了我一个人头上。后来，到一九七0年“一打三反”的时候，车队的司机们也没有人再出面揭发出我的什么“罪行”。

即便是在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以后，我也一直跟车队的司机们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毛主席说：“在人民群众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