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16年生辰

今天是毛泽东116年生辰日。虽然过去的欢呼已经渐渐淡化，但是他“数英雄人物”的壮举永远不可磨灭。我觉得歌颂不如反思，对毛主席的怀念有更深刻的敬意。所以摘录王年一的部分文字，作为遥拜吧。如果真有在天之灵，我想他会感到欣慰。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李泽厚说：“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其核心是“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其他或居于从属地位，或由此派生。即以渴望做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而言，也与自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紧密关联。邓小平说：“如果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么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又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胡乔木、于光远、吴冷西1981年1月12日在内部讨论问题时一致认为：“毛泽东晚年在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习仲勋说过，过去的一大教训就是“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胡绳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中说：“‘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认为，只要靠群众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南斯拉夫布兰科.普里比切维奇博士说：“中国的危机持续了将近整整十年，其基础是党的领导内的深刻的冲突，这涉及这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许多实质性问题。”美国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说：“1966年的事件是毛五年来努力想再次证明其大跃进政策正确的高潮。”“……为什么决定要发动这次运动呢？相当明显，这是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以利于执行激进的政策。”施拉姆在1967年说：“过去一年里的事态发展，在我看来首先是企图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面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贫瘠土壤上，结出了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追求公平、平等。正义的无果之空花。毛泽东的若干意见，曾为中央第一线违心地或不违心地同意，曾为全党所拥护。他想通过文革消除其他国家没有消除的弊端，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挽“修正主义”狂澜之既倒。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毛泽东迷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毛泽东的陷阱。

三个重大错误

文革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却是党的八大后“左”倾错误和其他错误长期积累并急剧发展的必然。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新的情况，产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新的问题。匆忙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思想上、理论上都缺乏足够的准备，对于全面地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探索。如果可以把这些算作客观情况的话，主观情况则是：经过1747年的大反攻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十年间的超出意料的大胜利，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邓小平加以概括说：“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在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一是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一是个人专断。

阶级斗争方面‘左’的错误发生发展大体上有这么几步：

第一步，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不仅把54万多名自己的同志打成敌人，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此产生了政治上、理论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政治上最大的失误是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上最大的失误是：一反过去关于“阶级”的正确理论，认为中国存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不仅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右派分子”而且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为“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一反过去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说法，认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夺剥夺者；而这里新造了“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阶级斗争的缓和以至结束就是遥遥无期的了。这理论上的两大失误，是相通的，当时认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以上这些，奠定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对后来有着深刻的消极影响。

第二步，1959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和随后的“反右倾”。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入党内，认为党内也有阶级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左”倾错误的升级。认为党内也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的错误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三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且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亦即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还针对中央第一线，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指甄别平反），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由此开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

第四步，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4年2月，毛泽东批评“三合一少”和“三自一包”，说：“三合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毛泽东此后多次讲这个问题，越讲越尖锐。1964年12月12日，他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1965年1月，又提出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意见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中央第一线小半不违心、大半违心地结受了（从1957年起党中央的政治生活就不正常了），全党没有异议。阶级斗争“左”倾错误何以发生与发展呢？有三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反右派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而不自觉，由此引起的政治上、理论上的严重失误奠定了阶级斗争“左”倾错误的基础；二是把党内上层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看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左”倾错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既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重复地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失误。灾难性的后果集中地表现在否定中央第一线的工作。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总路线是在1957年1月至1958年5月间多次会议上越来越猛烈地批判“反冒进”的背景下提出的。历史证明由周恩来、陈云提出而为中央集体同意的反冒进是正确的，毛泽东提出而为八届四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批准的批判反冒进是错误的。作为反冒进的产物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反冒进而主张“大跃进”的。1958年至1960年的实践基本上否定了它。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寄托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空想。在1958年，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空想已经开始产生，它不仅表现在人民公社组织形式上，也表现在以顽强的主观意志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方面。“三面红旗”是“表”，空想是“里”，空想是“三面红旗”的灵魂。

关于个人专断。

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无非为了维护他的意见、他的主张。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并不专断，而是模范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他在一些问题上也不专断。专断常常表现在1958年以后他和中央集体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当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长期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使他感到有责任指导党。他又有可能机械搬用了他他在历史上独排众议而取得伟大成功的经验。他的个人专断是很特别的，就是在程序和手续上一般都经过集体，由于复杂原因（如对毛的信赖，在毛的意见已成事实下顾全大局，对某问题没有成熟见解，党内生活不正常），党中央集体常常无条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使毛的专断不那么突出。邓小平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这种看起来是集体决定，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为个人决定的奇特现象，是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毛泽东以前长期代表正确因而具有极高威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领导制度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条件。